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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

九、秦统一中国

公元前 246 年,秦王政即位,是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 [63] 名义上的周天子也不存在了,秦国的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事在必然了。

山东各国也已清楚地看到,秦攻伐不已,自己迟早会被灭亡的。公元前 241 年,山东各国又相谋合纵,为了保护自己,再做一次努力。这次合纵以楚考烈王为纵长,春申君负责具体的指挥。

然而,此时山东诸国的情况已不能与战国前期相比了。秦在与诸国战争中采取杀伤有生力量的措施,使诸侯各国元气丧失殆尽。公元前 293 年,秦与韩魏伊阙大战,秦将白起斩韩魏士卒 24 万,并攻占 61 座城,魏割让河东地四百里,韩割让武遂地 200 里。公元前 274 年,秦攻至魏国大梁城下,斩魏卒 4 万,攻占四城。公元前 273 年,秦攻三晋,斩首 15 万。

公元前 312 年,秦与楚有丹阳之战。秦人败楚,轩楚甲士 8 万,俘虏大将屈丐等。公元前 300 年,秦复攻楚。楚军死者 2 万。公元前 260 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为了消灭赵国的有生力量,使经过胡服骑射训练的赵卒不再为赵所用,坑杀赵降卒 40 万。在前后 30 余年的时间里,就大战被斩首山东壮年男子将近 100 万,如果连同小型战争计算在内,则 100 万之多,严重地摧毁了这些国家的有生力量。因此,这个时期诸侯列国的合纵伐秦,犹如群羊围攻猛虎,其失败是必然的。当诸侯兵至函谷关时,秦国出兵,山东各国也就不战而退,相继败走了。

公元前 238 年,秦王政 22 岁,在雍蕲宫举行加冕礼,亲政。他就是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秦王政、肃清了嫪毐、吕不韦等内部的反对势力,把政权完全控制自己手中,为秦国荡平宇内,并吞八荒扫清了道路。

秦的统一战争始于灭韩。公元前 230 年,秦派内史腾进攻韩,俘虏了韩王安,尽收韩地。秦国得韩地而置颍川郡。

公元前 229 年,秦派大将王翦、杨端和率兵伐赵,这时赵国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如李牧、司马尚均为名将,而且赵卒又经过胡服骑射的训练,故秦军攻赵不下。秦人乃使反间计,贿赂赵国宠臣郭开,诬李牧、司马尚将要反叛,赵王听信谗言,派赵葱及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李牧急赵国之所急,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拒不交出兵权,赵王竟然让人杀掉李牧,废除司马尚。公元前 228 年,秦军攻赵,杀赵葱,败颜聚,俘虏了赵王迁,赵国灭亡。赵公子嘉率其族人数百奔代郡,自立为王。代王与燕联合以自守御秦。

公元前 227 年,秦军以不可抗拒之势,席卷六国,燕国君臣一片惊慌。燕太子丹派出刺客荆轲,前去刺杀秦王。荆轲带上秦国逃亡将军樊于期的人头 ( 樊于期自刎,将首级献上,以助荆轲 ) ,还加上督亢 ( 今河北涿县东南 ) 的地图为礼,以秦午阳为辅,前去秦国,共行大计。结果,荆轲行刺未遂被杀,计划落空。

荆轲刺秦王的失败,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公元前 226 年,秦王大举攻燕。秦大将王翦破燕都蓟城 ( 在今北京市一带 ) 。燕王及太子丹率其余兵走保辽东。秦大将李信追之,燕王被迫杀太子丹以献秦。当时正值辽东大雨雪,秦军无法前进,于是退兵。

公元前 225 年,秦大将王贲包围魏都大梁,掘开圃田泽水以灌大梁,三月后城坏,魏王假出降,魏国灭亡。

秦在灭了三晋、燕以后,挥兵南向,进兵楚国。公元前 225 年,秦王政问大将李信曰:“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 ? ”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秦王又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不可。” [64] 秦王政认为王翦年老力怯,于是令李信及蒙恬率 20 万军队伐楚。李信攻平舆 ( 今河南省平舆县 ) ,蒙恬攻寝 ( 今河南省固始县寝丘 ) ,楚军在淮北败走,但当李信与蒙恬在城父 ( 今河南省郏县境 ) 会师时,楚人摄其后,“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大败。 [65] 由此说明楚国还具一定的有生力量。

秦王政听到李信失败的消息,立即亲自去请王翦。王翦率大军 60 万南伐楚国,楚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到楚国后坚壁而守之,养精蓄锐,不肯出战,任楚军挑战,终不出。楚国只好引兵而东,于是王翦派兵追其后,大破楚军,攻取了陈城以南至平舆的地方,俘虏了楚王负刍,秦王也随即亲到郢陈以庆胜利。

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反秦于淮南。秦又派王翦、蒙武攻楚,在淮南大破楚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秦国乘胜略定楚国城邑,平楚地以为郡县。公元前 223 年,秦灭楚国,设立九江郡、长沙郡。秦又以楚地为基地,南征百越之君。公元前 222 年,秦降服越,设立会稽郡。

公元前 222 年,秦又派王贲率大军进攻燕,俘虏燕王喜,燕亡。王贲回军途中,攻代,俘虏了代王嘉,赵国最后灭亡。次年,秦兵挥军向南攻齐,俘齐王建,齐国灭亡。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从秦灭韩起,共用 10 年时间,秦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战国封建割剧局面结束,一个新的封建的中央专制主义的秦王朝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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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一、学术思想领域的“诸子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我国思想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周天子东迁雒邑,地位衰微,诸侯霸主国兴起。为了能在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各诸侯国相继改制变革,以谋求富国强兵。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已转变更为残酷和激烈的兼并战争。为了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的需要,诸侯各国都争用贤能之士。

诸侯国君的礼贤下士,无疑给贤能之士一个上升的机会,并造成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诸侯国君为了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他们不惜重金,招纳天下的贤能之士为自己所用。知识分子成为诸侯国君最欢迎的人物,於是一些下层的“士”,开始刻苦攻读,总结历史经验,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著书撰文,陈明自己的观点,大批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代表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发表演说,以求他们政治理想得到实现。我国思想史上的出现一个最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道、墨、农、兵、名、阴阳、法等。在这个时期,先秦思想家们从探讨治国治民的理论,到研究国家的产生与形成,探索宇宙人类的起源,对世界、社会和人生都进行深刻的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以其博大精深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墨家和墨子

墨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墨子。《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又《荀子·修身篇》唐人杨倞注曰:“墨翟,宋人,号墨子。”这些记载云墨子是宋人。《吕氏春秋·当染》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作书七十二篇。”云墨子为鲁人。现有学者认为墨子,“鲁人”之“鲁”,是鲁国 ( 今山东省邹县 ) ;亦有学者认为“鲁”,是今河南省鲁山县。

墨家学派是先秦时期很有影响的学派。《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有度》云:“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

墨家学派是手工业者利益的代表。墨家学说最重要的思想是“兼爱”、“非攻。”“兼爱”,就是要人与人互相亲爱,不要互相仇视。“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墨子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 [66] ? ” “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 [67]

墨子反对大国对小国的侵略攻伐。当楚国将要攻宋时,墨子“裂裳裹足,十日十夜不顿舍”, [68] 亲到楚国去说服楚王不要攻宋,并亲派弟子为宋守城,使楚王不得不放弃这场战争。

墨子有尚同的思想,“即令民与上同意也。” [69] 墨子还要求尚贤。墨子说:“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70] 墨子所尚的贤,不分贵贱,包括“农与工肆之人”,代表了下层小手工业者的呼声。

墨子主张节用、节葬、节乐,反对厚葬,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厚葬表示不满。《墨子·节葬下》云:“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墨子·节用上》云:“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墨子作为一个平民阶层的学者,对贵族收括民财以奢侈享用,表示极大的愤慨。

在对事物的认识方面,墨子提出“三表法。”《墨子·非命上》云:所谓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祭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提出的“三表法”认识论是客观的,唯物的,就是用古代圣王治国治民的史实,用国中百姓对国君所实施政策的看法,并观察现行政策是否对人民有利,来判断政策的正确性。“三表法”,就是判定事物的三个原则。他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提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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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和庄子

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曾为漆园吏。”庄子象老子一样,主张无为而治的治国方式,有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庄子》的《马蹄》、《胠箧》皆是论述其“无为而治”思想的。在《马蹄》一篇中,庄子以马为例,指出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这皆是马的自然之性。而一些称善治马者,如伯乐,将马蹄“烧之,剔之,烙之,连之以羁挚,编之以皂栈,”结果许多马因不堪其苦而死,这是因为马失去了自然之性。如果想让马活得很好,很健康,就一定顺马之本性。同样对待人民也要顺其本性,让他们纺织而衣,耕作而食,无党无私,就是“素朴”,“素朴则民性得矣。”只有无为而治,顺民之自然,才能使民繁荣发展。

庄子鄙视富贵,对上层贵族统治者表示极大的愤慨,并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和鞭挞。他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71]

庄子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明晰的思辩,他把先秦时期的唯心主义发展到高峰。他也认为,天下万物生于道,道是万物的本体,但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的。他认为,世上万事万物出于一个源。一个物被破坏,但它又成为一个新的物体。而每当一个新物体形成,它必将破坏一个旧物体。庄子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 [72] 即事物的成与毁,皆归于一,但是,只把事物看成循环往复的变化。把事物看成循环往复,复通为一,而没有看见事物的发展,这是庄子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老子和庄子皆是代表小国贵族的思想家。他们反对侵略,鄙视富贵,主张均平,反对压迫。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主张小国寡民,公社复归,并主张实行愚民政策,不尚贤,反对儒家提倡的礼制。从主流上说,老子、庄子都是反封建压迫的哲人。在哲学思想上,老子、庄子都认为天下万物出于道,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他们都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庄子是我国最早提出完整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学者。

儒家与孟子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孟子。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鲁国邹 ( 今山东邹县 ) 人。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受业于孔子的学生曾子。孟子是孔子的四传弟子。孟子一生与孔子有相似之处,他 3 岁丧父,是在慈母仉氏的教育下成长的。

孟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即王道政治。孟子曾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以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 [73] 孟子主张给百姓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 [74] 让人民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孟子反对战争。他说:“春秋无义战。” [75] 又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76] 孟子认为,那些热衷于战争者都应受刑。

《孟子·尽心下》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之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孟子把民看得最重,其次为社稷,再其次为国君,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把“民”看得高于国君,在我国思想史上是一个灿烂的火花。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是继孔子以后儒家学说的奠基人,被后世尊为“亚圣。”

儒家学说以等级为内容的礼制思想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是维护王权的理论;但其主张仁政治国及王道政治,具有深刻的人民性。

除孔、孟外,先秦早期儒家,还有孔子弟子曾子的仁孝思想,子思的中庸思想及以诚为本的思想,亲亲尚恩的思想,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荀子

荀子本是儒家学派的后裔分支。《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其中的“孙氏之儒”,就是荀子一派的儒家。“荀”改为“孙”,是后人为了避汉宣帝刘荀之讳。

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法家学者韩非和李斯的老师。荀子是承儒启法的重要思想家和学者。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荀子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曾三次为“祭酒”,是当时地位很尊的学者。他晚年在齐受谗,至楚国,春申君任之为兰陵令,终死在兰陵。

荀子认为,礼、法都是治国治民的根本。《荀子·强国篇》云:“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主张维护等级制度,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 [77] 他认为一国之内,君主必须实行集权,不准有分散国君权力的情况出现,他说:“权出于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78] 又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79] 荀子主张以礼治国,隆一而治,王权集中,天下必分贵贱之等级,这正是礼制的内容,并带有法家思想的倾向。

荀子主张尚贤,认为“贤能不待次而举,……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80] 荀子具有民本主义思想。他认为对待百姓,应“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君人者,爱民而安。” [81] 荀子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 [82] 荀子认为,以民为本,才能国富君安。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主张人性恶。

荀子思想最光辉的是其唯物主义思想。《荀子·王制》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也就是说,在世界上先有天地等物质,才有礼义等制度和道理。物质是形成万物的基础。

荀子认为,天,即大自然有自己运行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的。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83] 天之规律是任何人不能改变的,但人们可以利用这种规律去改造自然。荀子说:“从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84] “制天命而用之”,是荀子的又一个光辉的哲学命题,表现人类战胜自然的意志和魄力。荀子不迷信,不相信灾异,认为天行有自己的规律,人可以利用这种规律,使之为人服务。这在战国时期是最进步的思想。

在认识论方面,荀子认为,认识事物必先用目、耳、口、鼻、体等得到最初的感性印象;然后再用心去综合分析这种感性认识,从而得到较全面的理性认识。在综合分析时,要不受故、欲、恶、始、终、远、近、古、今、博、浅等现象与感觉的蒙蔽干扰,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

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 [85] 在对事物的观察、了解过程中,从学习到参与,才能真正了解事物得出正确的结论。荀子的认识论是正确的、唯物的、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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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韩非子

法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学派。战国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多是政治家,如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他们在诸侯国中为卿为相,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政治制度的实施。战国中期,法家思想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韩非子是这种思想和理论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韩国公子,曾与李斯师事荀卿,善著书。韩非子的《孤愤》、《五蠹》等传到秦国,秦王政见之,甚悦,乃急攻韩,索取韩非,韩王乃使韩非使秦。但是在秦国,韩非遭李斯、姚贾的谗害而死。

韩非子主张,国君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为了保证这种权威,韩非子提出国君驾驭臣下的“七术”,指出威胁国君权有“六微”和“八奸。”韩非子认为刑、德之权必需掌握在国君手中,他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 ? 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86] 也就是说,国君必须牢牢握住生杀予夺之权。

韩非认为赏、刑必须严格依法。《韩非子·定法》云:“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於官府,刑罚必於民心,赏

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於下,此不可

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术、法皆是国君统治必须掌握的工具。

《韩非子·有度》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认为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国君用法,要不阿贵,不挠

曲,使智者不能开脱,勇者不敢争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些法家的理论,虽然是为了维护帝王的权威,但是有些理论今天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在哲学思想上,韩非子与老子有共同之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韩非者,韩之

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非子与老子一样,认为天下万物之本是“道。”韩非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87]

又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88]

韩非子赋予“道”更多的政治性。如《韩非子·主道》云:“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 [89] 韩非子研究“道”,是为了让国君以知“万物之源”、“善败之端。”韩非子的哲学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

韩非子对世界的认识论方面是唯物的辩证的。他反对龟卜蓍筮。如《饰邪》一篇记载,赵国攻燕,“凿龟数筮,兆曰大吉。”赵国取得胜利。燕攻赵,亦卜筮大吉,但是却遭到失败。

韩非说:“龟筮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向,不足以专战。然而持之,愚莫大焉。”“用时日,事鬼神,信小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90]

韩非子认为,把复杂的事物比较分析,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韩非子·杨权》云:“叁伍比物,事之形也。”“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韩非子还说:“智术之土,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 [91] “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92] 如何把对事物的认识转移到对人的认识,韩非子提出,国君必须烛私明察,不要只听其谈,而要观其行,责其用,全而考察,才能真正地得到人才,他的认识论是为政治服务的。韩非子的认识论是正确的,唯物的,其特点是与政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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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派

阴阳学派的鼻祖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邹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十余万言。”由此可见,邹衍因诸侯国君“淫侈,不能尚德”,才创立阴阳学说,企图惊动帝王,为帝王服务。《盐铁论·论邹》云:“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比喻王公列士。”

邹衍提出了“五德转移”的学说。他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93] “五德”,就是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所演绎的德行,即《尚书·洪范》所说的“五行。”邹衍把水、火、金、木、土演绎成五德,与朝代兴衰相附会。

邹衍认为,五德相胜相克,即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五德的相胜,

是从一种物质向另一种物质的转变。每一种新的物质都在旧的物质中孕育产生,从量变到质变,逐渐代替母体,形成新物质。这实际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但是邹衍把五德相胜相克的理论与人世间王朝的更替变化相附会,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转移受五德转移相胜说的制约,从而使之具有了神秘的色彩,把“五德”相胜说推向了唯心主义。

名家是一个探讨名、实关系的学派。他们“控名责实,参伍不失,” [94]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95] 名家研究名、实关系,具有丰富的思辩性和逻辑性。名家最有名的学者是公孙龙。公孙龙、赵国人。公孙龙反对战争,主张偃兵,兼爱天下。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反对暴政,具有儒家思想倾向。

公孙龙最著名的是“白马非马”的论点。《公孙龙子·白马论》云:“马者,所以命形也;

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里是指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马,指一般的马,包括黑马、红马、白马、黄马。而白马,则专指白色的马。故可以说:白马非马。

公孙龙的另外一个哲学命题是“坚白论。”公孙龙认为,一个又坚又白的石头,人之目只见其白,手只能拊其坚。他说:“目不能坚,手不能白,不可谓无坚,不可谓无白,其异任也。其无以代也。坚白域于石,恶乎离 ? ” [96] 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石头的坚、白性质,要目、手共同感觉,才能得出“坚白石”的结论。

孙膑,齐国人,生于阿鄄之间 ( 约当今山东荷泽一带 ) 。司马迁《史记·孙子列传》中认为孙膑是继孙武的后代子孙。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宾法》和《孙膑兵法》。孙膑曾为齐威王之军师。他创造的“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等军事方略,显名于世,并著有《孙膑兵法》。其兵学思想与孙武相似,具有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孙膑更重视战争中的阵法、士气、选卒、维护军令的威严等。孙膑是继孙武以后我国历史上留下兵学理论的优秀军事家。

许行,战国时期楚人。他假托“神农之言”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关于许行,史书记载不多,《孟子·滕文公》记载了一些有关许行的思想和活动。许行代表农民提出“君民并耕”

的思想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孟子·滕文公》记载:“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以自养也,恶得贤 ? ”许行要求君民并耕,国君与民同耕才是贤君,而滕国有府库,则是收括聚敛而来,故滕君不算贤明的君主。

在商业贸易方面,许行主张“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 [97] 这种思想反映了农民对富商大贾欺行霸市,渔取重利的不满,反映了农民要求公平的市场交易的愿望。

许行主张君民并耕,反对不劳而获,表现了下层农民要求平等,反对剥削的理想。许行希望有一个贤明的国民,实施仁政,来实现他君民并耕的思想,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许行为代表的农家追求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是世外桃源式的幻想。但许行的社会理想,主张均平,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思想,闪耀着平等思想的火花,在中国思想史上是非常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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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和文学艺术

《左传》是春秋战国史学的伟大成就。有人认为《左传》为春秋时期的瞽史左丘明所做。《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研究者有认为《国语》,是诸侯各国语,即《左传》。徐中舒先生认为:“《左传》出自左丘明的传诵,……由子夏一再传弟子收集更多的文献,排比整理,剪裁润色,编写成书。” [98]

杨宽先生认为“《左传》的作者就是依据各国瞽史所传诵的各国《春秋》加以整理编辑而成,用以作为《鲁春秋》一种‘传'的。” [99]

《左传》成书年代在战国,记载了上始鲁隐公元年 ( 公元前 722 年 ) ,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 ( 公元前 468 年 ) 计 255 年的历史。《左传》史实丰富,文辞优美、生动,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先秦历史的必读书籍。

《国语》亦是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文献,战国时成书。《国语》包括《周语》、《晋语》、《楚语》、《郑语》、《齐语》、《鲁语》、《越语》、《吴语》等。该书偏重于记载各国贵族的言论,属于《语》一类的书。

相传《国语》亦是丘明所著,《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它保存了不少春秋时代各国的史料,《国语》的成书亦在战国。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西汉刘向校勘整理。该书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的不同写本,皆是西汉宫廷藏书。刘向根据这些不同的写本,删去重复,重新编定为《战国策》,三十三篇,即今流传之本《战国策》,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战国时期的两种重要史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根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太康二年,盗发魏襄王墓所得。《竹书纪年》记载了自黄帝至魏襄王二十年之事,成书在战国。《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游之事。书中说周穆王西游曾到过中亚,曾在昆仑山见到了西王母。此书虽带有神话色彩,但仍是研究古史的重要史料。

战国时期的诸子都是优秀的散文家。诸子的文章,思想开阔,语言生动,文辞多采,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庄子的文章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荀子语言生动,说理透彻;韩非子峻峭尖刻,锋芒毕露。如庄子用“望洋兴叹”的故事来比喻见认少而又自高自大的人,韩非子用“守株待兔”来比喻政治上的保守派。这些寓言寓意深刻,有极强的感染力。

战国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首推《楚辞》。《楚辞》是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所作。屈原是楚怀王的左徒,“博文强志,娴于辞令,”很得楚怀王的信任。其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嫉妒屈原,在楚怀王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免去屈原的官,将其流放。屈原被流放,初在汉北,后又放逐江南。楚国政治日益腐败,他悲愤之极,於旧历五月五日,投长沙附近的汨罗江而死。

屈原在放逐中,创作了许多优秀诗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二十五篇。其作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有《离骚》、《远游》、《渔父》、《卜居》、《九章》,是写作者被放逐后的苦闷心情,表现作者对故国强烈的热爱。第二类主要是《天问》,是作者在流放中,对自然界、古代史迹发问的诗篇。作者提出一百多个问题,诗中保留了古代的传说和史料,有相当重要的价值。第三类作品《九歌》,是作者利用楚地的神话、民歌写成的一组风格清新优美的抒情诗歌。

《楚辞》以其磅礴雄伟的气势,丰富浪漫的想象,优美清新的文采,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遗产。太史公说:“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100] 屈原又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诗人。

屈原之后,宋玉的《九辩》亦是抒情诗歌的文学杰作。《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战国时期,以《离骚》、《天问》、《九歌》为代表的楚国辞赋确实形成一个文学的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墓葬中都出土有编钟、石磬等乐器。这个时期的贵族家庭多有乐器,称为“钟鸣鼎食”之家。这些现象表明音乐已经走进了许多贵族的家庭,成为一种普遍的娱乐活动。《战国策·齐策一》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荀子·乐论》云:“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和,管龠发猛,埙篪、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荀子道尽了所有的乐器象征的意义,说明荀子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

《礼记·乐记》是一篇研究音乐的文章。该文研究了音乐的起源,是“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论述了音乐的作用、种类、意义等。《乐记》及《荀子·乐论》皆是研究音乐理论的学术著作。

先秦时期,凡有大事皆需行礼作乐。如战争有军乐,婚庆有喜乐,丧有哀乐等。《史记·孔

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中国自古就是诗书礼义之邦,音乐是先秦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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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技术的发展

天文历法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生产部门。天文历法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战国时期,我国的天文历法有进一步发展。

周烈王时,即公元前 370 年左右,我国出现四分历,包括《颛顼历》和《殷历》。四分历规定一年为 365 又四分之一天,十九年之中置七闰,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古罗马公元前 46 年曾创造《儒略历》,与我国的《颛顼历》相同,但要晚 300 多年。《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 [101]

在制定历法的同时,人们还注重气候和物候的变化。战国时期,根据黄河流域气候的变化,创立了二十四节气。如冬至、夏至、雨水、惊蛰、霜降、春分、清明等。这是我国古代人民的杰出创造,对于农业生产有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开始对天空星辰星象的观察与研究。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的东椁室出土一个漆箱盖。箱盖中心有用毛笔写的一个大的篆字“斗。”围绕“斗”一圈是用篆字写的二十八宿的名称。二十八宿名称按顺时针排列:角、亢、氐、方、心、尾、箕、斗、牛、女、虚、危、西萦、东萦、圭、委女、胃、矛、毕、此 ( 隹 ) 、参、东井、与鬼、酉、七星、张、翼、车。

《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昂、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这里不仅记载了二十八宿的名称,还记载了星宿在天空中的方位。

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记载,及《吕氏春秋·有始览》都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二十八宿的记载。

战国时期,有专门研究天象者。《史记·天官书》云:“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甘德,或曰鲁人,或曰楚人;《集解》引徐广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鲁人。”《正义》曰:“《七录》云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则是魏人。后人二人的书合在一起,称之为《甘石星经》。该书测定恒星 120 颗,记录了这些恒星的赤道坐标,并绘成星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

1973 年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其中有一部《天文气象杂占》,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该书绘有二百五十幅云气、彗星、恒星的图象,其中有二十九幅是绘有各种形状的彗星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天文学已有很高的成就。史书上不仅记载了天象、灾异等,并对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都有了一定的研究。

医学

战国时期的扁鹊,号称神医。扁鹊是齐人,曾师事长桑君,得长桑君秘传禁方,能知人体中五脏之症结。《史记·扁鹊列传》记载,扁鹊过虢时,虢太子暴卒,体温尚存。扁鹊让弟子子阳拿来针和砥石,针灸虢太子的穴位三阳和五会。过一会,太子复苏。扁鹊又让弟子子豹配药,以温湿巾拭药熨太子胁下,虢太子起坐;又服两剂药,虢太子康复。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扁鹊起死回生之术的故事。

《扁鹊列传》云:“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扁鹊是一个妇科、五官科、小儿科全能的医生。

扁鹊还是我国中医脉胳学的创始人。他重医不重巫,“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102] 扁鹊所创立的中医学是科学的,他的“望、闻、问、切”的诊疗方法至今仍是我国中医诊断的重要手段。扁鹊过秦时,秦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及扁鹊,派人杀了这位绝世名医。扁鹊死后,他的医术传给后人,对我国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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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有许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被总结,并上升至理论,结集成学术性的著作。

《周礼·冬官·考工记》就是记载周代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著作。根据《考工记》的记载,当时的生产部门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攻木之工”,详细地记载了车的制作方法,对车轮、车舆、车床、衡、车辕等各部件的长、宽、高都做了详细的记载和科学的分析;各部件必须有科学的比例,才能使车子协调,运转轻快。如“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叁如一,谓之叁称。”就是做车,轮高、车宽、衡长,三者的尺寸相宜,谓之“叁称。”《考工记》还介绍了作车轮木料的选材、及烘干技术等。

“攻金之工”,介绍了青铜合金配比的知识。制造不同的青铜器,所用的铜锡配比也不相同。《考工记》云:“金有六齐 ( 剂 ) ;六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叁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里介绍了制造钟鼎、斧斤农具、兵器戈、戟以及削、杀和铜镜等各种器物的合金配比。合金配比不同,表现出的硬度、韧性,光泽也不相同。《考工记》总结了正确的合金配比规律,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比经验的科学总结。

《考工记》还介绍了“攻皮”,“设色”,“刮摩”,“搏埴”等技术经验,对当时和后代的社会生产又有指导作用。

墨家学派是小手业者及小商人的代表。在生产中,墨家已总结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知识,保留在《墨子》中。

《墨子·经上》云:“体,分于兼也。”体是部分,兼是整体,其意为部分是从整体上分出来的。又“圜,一中同长也。”中,孔也;此谓一圆,从孔向周围各处量皆同长。“方,柱隅四驩也。”四方体具有等面等边等角的性质,这些记载是几何学的知识。

《墨子·经说下》云:“方石去地尺,关石於其下,悬丝於其上,使适至方石,不下,柱也;胶丝去石,挈也,丝绝,引也。”这段记载对力的性质、运动、平衡皆有认识,体现当时人们的力学知识水平。

《墨子》还反映当时人们的光学知识水平,这是《墨子》最精彩的部分。《经说下》云:“鉴者近中,则所鉴大,景亦大;远中,则所鉴小,景亦小。”这段记载反映了光的直进性质,平面镜中物和象的关系,光源和影的关系等。

《墨子》记载了许多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包括对力学、光学、几何学都有所认识,并对这些现象和学问进行总结,上升到理论。这是古代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表明了我国先秦时期的科学水平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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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赵世家》。

[2] 《汉书·食货志》。

[3] 《荀子·议兵篇》。

[4] 《说苑·指武》。

[5] 《韩非子·和氏》。

[6]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7]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8] 《吕氏春秋·贵卒》。

[9] 《战国策·秦策三》。

[10]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11] 《吕氏春秋·贵卒》。

[12]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13] 《史记·秦本纪》。

[14] 《史记·商君列传》。

[15] 《史记·商君列传》。

[16] 《史记·商君列传》。

[17]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18] 《史记·商君列传》。

[19] 《史记·商君列传》。

[20] 《史记·商君列传》。

[21] 《战国策·燕策一》。

[22] 《史记·范睢列传》。

[23] 《史记·王翦列传》。

[24] 《战国策·楚策一》。

[25] 《战国策·楚策一》。

[26] 《史记·春申君列传》。

[27] 《汉书·沟洫志》。

[28] 《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 1957 年第 1 期。

[29] 群力《齐国故城临淄勘探纪要》,《文物》 1972 年第 5 期。

[30] 《河南新郑仓城发现战国铸铁器泥范》,《考古》 1962 年 3 期。

[31] 据《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32] 《史记·货殖列传》。

[33] 《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 1958 年第 4 期。

[34] 《论中国和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 1957 年 2 期。

[35] 高至喜《湖南楚墓中出土的天平与法码》,《考古》 1972 年第 4 期。

[36] 《汉书·食货志》。

[37] 《荀子·王霸》。

[38]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

[39] 《史记·货殖列传》。

[40]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

[41] 《战国策·魏策一》。

[42] 《史记·货殖列传》。

[43] 《战国策·赵策三》。

[44] 《史记·魏世家》。

[45] 《吕氏春秋·不广》。

[46] 《史记·楚世家》。

[47] 徐中舒、何孝达《战国初期魏齐的争霸及列国间合纵连横的开始》,《四川大学学报》 1956 年第 2 期。

[48] 《史记·魏世家》。

[49] 《战国策·齐策一》。

[50] 《史记·秦本纪》。

[51] 《史记·商君列传》。

[52] 《史记·商君列传》。

[53] 《战国初期魏齐的争霸及列国间合纵连横的开始》《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 1998 。

[54] 《战国策·魏第一》。

[55] 《史记·楚世家》。

[56] 《史记·楚世家》。

[57] 《史记·宋微子世家》。

[58] 《史记·范睢列传》。

[59] 《史记·魏世家》。

[60] 《战国策·赵策三》。

[61] 《史记·白起列传》。

[62] 《史记·赵世家》。

[63] 《史记·秦始皇本纪》。

[64] 《史记·王翦列传》。

[65] 《史记·王翦列传》。

[66] 《墨子·兼爱上》。

[67] 《墨子·兼爱中》。

[68] 《墨子·公输》。

[69] 《墨子·尚同》。

[70] 《墨子·尚贤上》。

[71] 《庄子· 箧》。

[72] 《庄子·齐物论》。

[73] 《孟子·梁惠王上》。

[74] 《孟子·梁惠王上》。

[75] 《孟子·尽心下》。

[76] 《孟子·离娄上》。

[77] 《荀子·富国》。

[78] 《荀子·议兵》。

[79] 《荀子·致士》。

[80] 《荀子·王制》。

[81] 《荀子·君道》。

[82] 《荀子·王制》。

[83] 《荀子·天论》。

[84] 《荀子·天论》。

[85] 《荀子·儒效》。

[86] 《韩非子·二柄》。

[87] 《韩非子·主道》。

[88] 《韩非子·解老》。

[89] 《韩非子·主道》。

[90] 《韩非子·饰邪》。

[91] 《韩非子·孤愤》。

[92] 《韩非子·六反》。

[93] 《昭明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李善注文。

[94]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95] 《荀子·非十二子》。

[96] 《公孙龙子·坚白论》。

[97] 《孟子·滕文公》。

[98] 《“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 1998 。

[99]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100] 《史记·屈原列传》。

[101] 朱文鑫《历法通志》。

[102] 《史记·扁鹊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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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秦王朝

(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 206 年)

第一节 秦统一帝国的建立

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秦统一后,在原各国政权机构的基础上,调整、完善、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这种政治制度主要有以下几项基本内容:

1 、皇帝至高无上

秦始皇改“王”为“皇帝”,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印称“玺”,以及其他严格的礼仪、服饰、避讳制度,都表示他与普通人不同,被加以神化。作为新帝国的最高政治代表,皇帝从此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2 、以丞相为首的官僚制

秦中央机构是以丞相为首的官僚制。所谓的“*******九卿”各有自己的一套机构和职能以处理日常政务,都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拥有最终的裁决权。这些官僚可由皇帝随时任免,概不世袭,这是官僚制度的特点。

3 、郡县制

秦的地方行政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郡的长官有郡守、郡尉和监御史,三者职责分工明确。郡下设县,县的长官为县令、县丞和县尉。郡县要职都由中央政府任命。

县以下设乡、里和亭等基层官职,一般不任命,而是从当地豪绅中推举。

皇帝制、官僚制和郡县制是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在此后的两千年中被基本沿用。

4 、军队和法律

秦实行郡县普遍征兵制。军队由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两部分,分别由中央和郡县管理,皇帝掌握调兵权,以虎符为凭。兵种有车、步、弩、骑和“楼船之士”等。

从商鞅开始制定的《秦律》不断充实完善,秦统一前后已形成比较完整体系的法律制度,其部分内容由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文书可以了解。秦律的指导原则是“轻罪重罚”,“以刑去刑”,所以条目繁多,刑罚残酷。

二、巩固统一的措施

1 、令黔首自实田

即命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向政府据实申报登记手中的土地数量,政府据以征税,并以法律形成在全国确认土地私有。

2 、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

以秦人使用的“小篆”(有别于东方各国“古文”)为标准文字推行全国,新书体“隶书”也开始作为日用文字流行。文字统一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作用至巨。

秦王朝向全国颁布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和标准器具。

废除东方国旧货币,统一规定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铜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

3 、修驰道

秦始皇下令拆除各国原来的关塞阻隘,修建“驰道”、“直道”、“五尺道”、“新道”、“栈道”等,组成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交通网。其意义一是从军事上消除割据,二是从政治经济上巩固统一。

4 、迁豪销兵

为消除六国旧贵族在地方上的潜在势力,先后将之迁徙于咸阳、巴蜀、南阳等地,并下令统一收缴、销毁流散在民间的兵器。

5 、焚书坑儒

为加强思想控制,统一天下思想,经李斯建议,秦始皇先后下令“焚书”和坑杀儒生方士。焚书坑儒的目的是为了镇压政治反对派,巩固中央集权和政治统一,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手段过于粗暴残酷,使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遭到一次惨重损失。同时,思想上的反抗绝非靠焚书或肉体消灭所能解决问题,反而因此堵塞了言路,使秦政权闭目塞听,一意孤行,加速了自身灭亡。特别是使春秋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精神受到一次致命打击,开创了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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