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变法与兼并战争

第一节 战国初年的形势与诸侯各国的变法运动

公元前 475 年至公元前 221 年，历史上称为战国时期。是时，历史上出现四个新的诸侯国——三晋和田齐。春秋争霸战争中，许多小国被兼并。战国时期，只剩下十几个诸侯国，其中魏、韩、赵、齐、秦、楚、燕七个诸侯国最为强大，史称“战国七雄”；另外还有宋、鲁、越、郑、卫、任、薛、邹、东周王朝等。

战国初年，三晋和田齐正式列为诸侯。这些新建的诸侯接受晋国和姜齐覆灭的教训，在政治方面进行改革，任贤集权。为了防止军功、事功权贵势力的膨胀，新的统治者废除世卿世禄制，因此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各诸侯国在竞争中都进入了他们战国时代的鼎盛期。

一、李悝在魏国的变法

战国初年，魏国首先强大。本来三家分晋时，“赵北有代，南并智氏，强于韩、魏。” [1]

赵国得到的土地最多。但魏国分得原来晋国的主体部分，即今山西西南部，是所谓“表里山河”，生产发达、地势险要，有较好的经济、军事基础。更重要的是魏文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求贤纳士，完成一系列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的强国。

魏文侯任用李克 ( 悝 ) 在魏国进行改革。李悝首先在任人制度方面进行改制，摒除世袭为官的现象。《说苑·政理》记载：

魏文侯问李克曰：“为国如何 ? ”

对曰：“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

文侯曰：“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 ? ”

对曰：“国其有淫民乎 ! 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由此看来，李克的“夺淫民之禄”，就是要废除一世有功为官，万世皆荣的世袭制度，摒弃军功世袭大族对政权的把持。

李悝是魏文侯的相，人称法家之鼻祖。他集诸国之刑典，作《法经》。《晋书·刑法志》云：“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为政，莫急於盗贼，故其律始於《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沈家本《唐律释文考》：“《法经》六篇：一盗法，今盗贼律也；二贼法，今诈伪律也；三囚法，今断狱律是也；四捕法，今捕亡律是也；五杂法，今杂律是也；六具法，今名例律是也。”李悝所著《法经》，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王者之政”，是维护王权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

《法经》原本虽然早已失传，但它曾由吴起从魏传到楚，商鞅传到秦。是我国后世封建法典的蓝本。

在经济上，李悝实行“平籴法。”李悝认为，“籴甚贵则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贱则国贫。……善为国者，使民勿伤而农益劝。”他提出在丰收之年，国家政府应籴入粮食，在灾荒欠收之年，再以平价卖给人民，这样就能使市场稳定。“虽遇饥馑之患，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李悝还提出“尽地力之教”，劝民努力生产，提高土地产量。这些措施和方法，“行之魏国，魏以富强。” [2] 魏国很快成为战国初年的强国。

吴起在魏国推行“武卒制。”武卒是选拔而得。荀子说：“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 革由 带剑，赢三日粮，日中则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3] 武卒中试者，则免其徭役，广其田宅。经济上的利益刺激了武卒的热情，而且这些武卒又是精选而得，骠悍强壮，魏国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

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在以“尽灭群公子”、“灭公族”等手段打击国君近亲势力、加强国君权力时，楚国才开始任用公子执政。公子执政的初期，确实起到了强化王权的作用。但这实际是一种落后的任人唯亲的制度，其结果形成了王权旁落、大臣太重、封君太重的弊病。

战国初期，楚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楚声王竟至为“盗”所杀。而此时北方三晋正在兴起，国力强大，对楚步步进逼，楚国处于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

在楚国内忧外困之时，中原的政治家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能，任用吴起，实行变法。吴起变法，从打击大贵族入手。变法的内容散见于典籍中，归纳如下：

(1) 均爵平禄。楚国爵禄是世袭的，即先辈如有功受爵禄，后代子孙虽无功，亦可承袭享有爵禄；而后来一些在战争中立大功者却无爵禄，极大地伤害了将士的积极性。吴起乃“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於天下。” [4]

另外，“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5] 吴起要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去奉养经过挑选的有功将士。

(2) 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6] 。“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 [7] 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

(3) 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国用武力灭掉许多国家，开濮地、伐杨粤等，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及开发。吴起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发。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以所不足，益所有余。” [8] 这是一种新的拓土殖民形式。

楚悼王付吴起以国政，言听计从。“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 [9] “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 [10] 吴起可算是一个无畏的改革家。

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是消灭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因此这又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吴起变法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 [11] ，楚之贵族皆欲害吴起。楚国官员皆楚王室宗支，决不许异姓插足。吴起作为一个外诸侯国的异姓人，跻身于楚上层贵族之间，依靠楚悼王的信任，打击大贵族特权和利益，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反对之烈，是可以想见的。

新法行之期年，楚悼王死去。在楚悼王的灵堂上，楚国贵戚大臣作乱而共攻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下躲藏，贵族射杀了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群臣射王尸者，尽当其罪，因而被夷宗者 70 余家。但变法也因楚悼王和吴起的死而受到挫折。

吴起的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曾与魏国“战于州西，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

楚自庄王以后，又一次打到黄河岸边，使中原国家刮目相看。吴起又以战略家的眼光，向南扩展疆域，“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 [12] 。江南归入楚国势力范围。

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在楚国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吴起变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如《韩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淮南子·人间训》云：“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绝禄。”这些现象与吴起变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禄”的条文相合，应该说是吴起变法以后出现的。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春秋时期，秦独霸西戎，主要是向西发展。尔后，秦做为一个强国跨进了战国时代。战国初年，魏国吴起攻占秦的河西地，使秦不敢东向。

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即位。秦孝公是一个有为的国君，即位后就下令国中求贤，以修秦穆公之业。令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13] 这时在魏受到冷落的公孙鞅来到秦国。

公孙鞅，卫国之诸庶孽公子，名鞅，姓公孙氏，其祖先本为姬姓。公孙鞅，因是卫国人，又称卫鞅；以后在秦封邑于商，故又称商鞅，或商君。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有奇才，” [14]

曾入魏求仕，但未受到魏惠王的重用，听说秦孝公求贤，乃西入秦。

商鞅见秦孝公，以强国之术说之，“语数日不厌。” [15] 秦孝公用商鞅以定变法之令，实行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全面改革。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颁布法律，实行连坐政策。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一家有罪，而九家举发，若不举发，则十家连坐，皆有罪。商鞅用重赏和重罚的方法强行推行法令。如果不告奸者，腰斩；隐匿奸人者，与降敌同罚；如果揭发检举奸人者，与斩敌首同赏。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商鞅严明刑法，甚至轻罪重判。汉代桑弘羊《盐铁论·刑德》中说：“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把盗窃马、牛者一律处死。

(2) 奖励军功，废除世袭制。商鞅制定二十等军功爵位，按军功大小，授爵位和俸禄。如果宗室没有军功，则削去宗室属籍。按功劳以明尊卑、爵秩和等级，从而确定占有田宅、臣妾的多少和服饰的等级。“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16]

(3) 奖励耕织，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秦民如努力于本业，勤于耕织，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如从事商业而取利者，或怠惰以致贫困之人，官府收为奴婢。

(4) 发展小农经济。令民有二男以上者皆分家，如不分家，则让其出两倍的赋税。

(5) 为田开阡陌封疆，使赋税平。就是决开田中的阡陌封疆，扩大土地使用面积，废除古老的村社井田制。《汉书·食货志》曰：“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倾邻国而雄诸侯。”所谓“坏井田，开阡陌”，《说文》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清人段玉裁注云：“秦孝公之制也，商鞅开阡陌封疆。”杜佑《通典》云：“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可知商鞅的“开阡陌封疆”，就是扩大每亩的单位面积，把原来的每百步一亩改为 240 步一亩，以尽民力、地力，使赋税均平。

杨宽先生认为：“卫鞅的改革是在秦国境内正式废弃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增加地税收入。” [17] 商鞅对赋税制度的改革刺激了个体农民的积极性。

(6) 普遍推行县制。把小的乡邑，聚为县，设置县令、丞等官吏，全国共设 31 个县。普遍设县后，加强国君对地方的行政领导。

(7) 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 [18] 桶 ， 《集解》引郑玄曰：“音勇，今之斛也。”

(8) 革除残留的较原始的社会风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19] 建立文明的社会风俗。

(9) 迁都咸阳，建造宫室。商鞅将都城东迁至咸阳，为秦国的东进及后来的统一战争做准备。

商鞅在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里进行变革，建立起赏罚严明的官僚政治体制

。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君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20] 秦国力大盛。

四、其他诸侯国的改革

赵国的改革

《史记·赵世家》记载：战国初年，赵列侯 ( 公元前 408 年—前 387 年 ) 任用牛畜，荀欣和徐越，“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赵烈侯皆予以采用。这些政策都促进了战国初年赵的发展和巩固。

公元前 307 年，赵武灵王为了国家边防的急切需要，进行“胡服骑射”的改制，放弃华夏人“博衣大带”的衣着，改穿短衣、窄袖、小裤，以便骑马，发展骑兵。赵国士卒经过胡服骑射的训谏，兵强马壮，成为当时诸侯国中最先进的军队。

韩国的改革

公元前 335 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提出以“术”治国的主张。申不害的“术”，主要是授宦任贤的原则。他提出：“循功劳，视次第。”“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申不害的“术”，就是因任而授官，另外则是以权术统治。

申不害以术治国，对韩政权的巩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史记·韩世家》云：“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申子之术，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后世帝王在其统治政策中，也或多或少地用申子之术去治御臣下，从而加强帝王的权力。

齐国的改革

太公和在取代姜齐建国后，经桓公午时期的发展，齐国已经相当强大。齐威王即位，正值魏国霸业强大之时，齐威王采纳邹忌的建议，让国中所有的人进谏，指出时弊，以求革新。《战国策·齐策一》记载：齐威王下令国中曰：“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齐国经过一翻整顿，政治修明，人人思进。

齐威王发现朝中有人在他面前攻击即墨大夫，而盛誉阿大夫。他便派人到即墨和阿地进行查访，发现即墨地区广大良田被开辟，人民富足安宁。阿地，土地荒芜，人民贫困，赵、卫不断骚扰边境，而阿大夫混然不知。齐威王马上明白这是因为即墨大夫没有贿赂他的左右，才招致奸佞的诽谤。但阿大夫贿赂朝臣，让他们在威王面前赞誉他。齐威王於是“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烹之，”对即墨大夫“封之万家。”齐威王面对一些赞美或诽谤进行分析，不听一面之辞，从谏如流，使齐国逐渐走上战国时期的盛世。

燕国的改革

公元前 316 年，燕王哙把国君位禅让给子之。这种做法遭到太子平的反对。齐国乘机袭破燕国。太子平即位后，是为燕昭王。他把齐人对燕国的劫掠视为奇耻大辱。

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燕昭王为了表明自己招纳贤能之士的心迹，“为郭隗筑宫而师之”，於是天下贤士闻之，皆趋燕国。“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共甘苦。” [21] 燕昭王以勾践栖会稽的精神鼓舞自己，决心报复齐国。燕昭王经过二十八年的准备，励精国治，爱惜民力，不违农时，燕国民殷国富，成为一个较强大的诸侯国，几乎灭掉齐国。

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经过变法改革，社会经济和文化日益繁荣，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五、诸侯国中央集权制政体的初步形成

战国时期，自魏国开始，各国都进行改革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废除世袭制，采取任用贤能的政策。国君世袭，而军功、事功大臣不世袭，这本身就是对国君权力的加强。战国时期，诸侯各国还用限制封君，限制贤能之士，控制军权、法律等形式加强国君的权力，从而使诸侯国的王权走向专制。

春秋时期，以晋、齐为主的诸侯各国曾经实行任用军功贵族的政策。军功贵族得到大片的采邑，成为世袭的采邑主。采邑主拥有采邑上的一切权力，包括土地、人民和武装，采邑主享受采邑上的赋税收入，在采邑上组织自己的私卒家兵。而国君不拥有采邑上的权力。采邑主对国君只有跟随征战的义务。当采邑主权力达到威胁压倒国君的时候，他们就会对国君取而代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春秋时期的晋、齐、楚等都有采邑主权势炙人，尾大不掉之弊病。

战国时期，晋国六卿，齐国田氏专权的现象给各诸侯国君的心中投下长长的暗影。为了杜绝权臣的出现。他们采取了废除世袭的制度，并进而对封君权力进行限制。

战国时期的封君在封邑上的权力很少，只“衣食租税”，而无任何行政、军事权力，而且封君的权力是不世袭的，如楚国“功臣二世而收地”、绝禄，正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加强诸侯国集权的措施。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君对军权也严格控制，废除了封君在封邑上组织家兵士卒的权力，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兵符是我国古代调兵遣将的凭证。战国时期，魏王亲自掌握兵符，表明魏王对军队的控制。魏公子信陵君将兵打退秦国，救赵以后，使魏将军将兵还魏，他自己留赵十年。后秦国日日出兵伐魏，魏派使者请信陵君回国。魏王“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 [22] 魏王害怕信陵君名声太大，又加上秦国的反间，于是派人代替信陵君为将，夺去了信陵君的兵权。魏王可以使大臣为将，交与兵权；亦可夺去兵权，废其将军之职。魏国将军对军队的使用调动必须通过魏王，军权牢牢控制在魏王手中。

秦国破楚时，王翦将兵六十万以伐楚。王翦临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至函谷关时，又派使者回到咸阳以请田宅。有人认为王翦如此请田宅太过分。王翦说：“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 ” [23] 秦王对军队严格控制，对武将疑心重重，武将稍有不慎，则有杀身之祸。

临时命将，保证了秦王对军队的绝对权力。由大臣推荐的将领，则必须由推荐人担保。这样就使秦国王权空前强化，对军队的严格控制是秦国王权向专制主义发展的基础。

六、郡、县二级地方行政制度的产生

春秋时期，县制普遍形成。楚国最早出现了县邑。县邑的收入用来提供军队给养、王室消费等。国君在县邑上直接征兵，并控制着县邑的土地，从而使国君在政治军事上保持绝对的优势。

春秋晚期，郡、县两级制就出现了。但最初是县大郡小。如《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在作战动员时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郡逐渐成为县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下面以楚国为例试析中国郡、县二级地方行政机构的形成。

春秋时期，楚灭国为县，在边境设立“赋皆千乘”的大县，使之成为对抗敌国的军事重镇。楚县具有极强的军事性质，县邑军队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春秋末年，楚国曾发生两次边境县公叛乱夺权的事件。一为陈、蔡公弃疾以陈、蔡之师发动叛变弑灵王而自立，即位为楚平王；另一为白公胜发难以入郢都的事件。这两次边境县公拥兵发难的严重事件引起了楚国君的严重警惕。楚王开始注意削弱县邑的力量，缩小县邑的规模，改变县邑的性质。战国以后，楚县的军事性质向行政性质转变。

楚国内地县邑长官普遍地向行政管理转化，但楚国边邑的县令还是要负责军事的。如秦楚边境有新城令，宛地的宛守，楚梁边境的楚令等。 [24] 这些县邑处在御敌边境，故有重要的军事性质。

战国时期，楚县的规模普遍缩小，难以应付战国时期激烈的兼并战争。这样，楚往往在战争紧急的情况下，联县为郡，即把几个县联合起来，组成郡一级的组织，以应付战争的需要。

楚郡设在边境，是在边事紧急的情况下临时设立的。楚国的新城县邑地处秦楚边境，力量弱小；而且新城距离楚的另一个边邑上梁又太远，有五百里路程。如果秦人进行夜袭，上梁太远，无法救援，楚国的整个边境就可能被敌人突破。周人城浑为新城县令请于楚王，申明情况，楚王乃以新城为主郡。 [25] 又楚考烈王时期，以春申君黄歇为相，赐淮北十二县。十五年后，黄歇对楚王说：“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 [26] 乃献淮北十二县，请改封之江东。淮北十二县是在边事紧急的情况下，联县为郡的。

公元前 306 年，楚人灭越，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厉门是通岭南之要路。楚为了防止岭南越人的袭击，而在厉门设立江东郡。见于文献记载的楚郡还有汉中郡、巫郡、黔中郡等，这些郡多设在边境，带有军事性质。

此外，如魏国文侯时设有上郡，李悝曾为上郡守；设河西郡，吴起曾为西河守。韩有上党郡，赵有代郡，燕有上谷郡，秦昭王时设有陇西部、北地郡。

战国时期，诸侯各国都设立了郡，县二级地方行政组织。郡县制的产生对我国国家行政机构的形成和中央集权的建立都具有重要意义。郡、县二级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无疑加强了国君对地方的控制，国君通过郡长官管理县级长官，而郡令又无地方实权，县令权力又太小，从而加强了国君的权力。

第二节 战国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一、水利工程的兴修

战国以后，水利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魏文侯曾任用西门豹治邺。《史记·河渠书》载：“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西门豹治理漳水，使邺地的盐碱地得到改良。至魏襄王时，任用史起为邺令，又引漳水对河内地区进行灌溉，使邺地的土地上能够生长稻梁。《汉书·沟洫志》载有：“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说明水利兴修在邺的重大成就。

当时，各国之间通渠挖沟，并利用原来的河道，组成水利网。《史记·河渠书》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 ( 鸿 ) 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这些水利网的开发和利用，既便利交通，又可用于灌溉和排除水患，给生活生产带来颇大的好处。

战国时期，各国均开始了对黄河的治理，大量地修筑堤防。《汉书·沟洫志》载：“盖堤坊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弱自其宜也。……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战国时期，位于黄河两岸的诸侯国都开始治理自己境内的那段黄河。黄河东岸的齐国与河西岸的赵魏各筑堤距河 25 里。由于黄河中有大量的泥沙，只有距河岸较远的地方修筑河堤，才能有效地适应黄河河床不稳、滚动的特点，这种堤防是科学的，是根据黄河的特点而修筑的。由于黄河水距堤较远，人们还可以在河滩种植庄稼。这说战国时期人们已经了解黄河，并掌握治理和利用黄河的科学的方法。

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还有李冰父子领导修筑的都江堰。岷江是四川境内一条大河，发源于四川西北部，经常泛滥成灾。秦克巴蜀后，四川成都平原尽入秦国版图。秦孝文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守，以治水患。李冰是魏国人，战国后期投奔秦国。他通晓天文地理，到四川后，与儿子一起沿岷江实地考察，对岷江进行系统治理，组织人民在灌县修筑都江堰。李冰将灌县西边的玉垒山凿一大缺口，把岷江水分为两股。缺口被称为“宝瓶口”；玉垒山被分出来的石堆叫“离堆”；通过宝瓶口的一股江水叫内江；岷江本流叫外江。都江堰具有调节水流的功能。《史记·河渠书》云：“蜀守冰，凿离堆，壁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又《华阳国志·蜀志》卷三云：“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名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都江堰是我国先秦时期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李冰父子领导人民兴修水利，泽被后世，变水患为水利，使成都平原千里沃野，成为“天府之国”，而且还可以通航以行舟船。当地人民修庙纪念李冰父子，称为二王庙，历代香火不断。

秦王政元年 ( 前 246 年 ) ，秦国并吞天下之心已暴露无遗，而韩国则为首受其害之国。韩为延缓自己的灭亡，派出水工郑国西入秦，建议秦国兴修水利，被采纳。郑国乃从今陕西泾县西北引泾水至瓠口 ( 今陕西泾阳县 ) 并通北山，进入洛水，全长 300 多里。在施工过程中，秦发现了郑国的目的是为了“疲秦”，欲杀郑国。郑国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27] 秦王以为很有道理，于是继续修渠。《史记·河渠书》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西门豹引漳水治邺、李冰父子治都江堰以及郑国修建的郑国渠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对我国古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有重大的作用。

战国时期，楚国在水利兴修方面亦有很大成绩。在楚大夫子思的主持下，修建芍陂 ( 今安徽寿县西南 ) 。芍陂是淮南地区著名的大型陂塘蓄水工程。《水经注·肥水》卷三十二：“ ( 肥

水 ) 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故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芍陂方圆约百里，受益范围约三百多里，灌溉今安徽寿县以南淠水和淝水之间数万顷土地。后世称芍陂“水旱之所不害。”楚国东迁之后，芍陂的兴建与楚国后期的经济繁荣有重要的关系。

《越绝书》卷二曰：“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泻西野，去县二十五里。”《大清一统志》云：“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寻，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今江阴之山川，多以春申取义。”

战国后期，楚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对吴越的开发起了巨大的作用。楚不仅利用了原来夫差所沟通的江淮之间的运河，而且利用江南丰富的水利资源，因地制宜，整治陂田堤堰，发展水利。

战国时期，农田水利的开发、兴修和利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人民有了更稳定的生活条件，对当时社会经济繁荣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

春秋晚期，铁器出现了。如前所述，铁器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工具，铁器的出现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战国中期以后，铁制生产工具更加普遍。迄今发现的上千件先秦铁器中，有斧、锛、凿、刀、削、犁、钁、锸、耙、锄、镰等，铁器的品种和数量增多了，使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不少地方的战国墓中都用铁农具作为随葬品，甚至在墓穴的填土之中也能发现废弃的铁农具。如郑州二里岗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十多件铁农具；石家庄市庄村出土的生产工具中，铁农具占 65% 。 [28] 河南辉县战国时期的魏墓中，出土 58 件铁农具。河北兴隆县发现的战国后期的燕国冶铁遗址，有铸铁的范 87 件。

有的诸侯国还设有管理铁业的职官。《管子·海王》记有：“今铁官之数。”铁官就是管理铁的官员。

齐国临淄故城发现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 6 处，小城两处，大城 4 处。其中小城西部的炼铁遗址范围南北约 150 米，东西约 100 米；小城东部的炼铁遗址，范围南北约 70 米，东西约 60 米。大城西部的炼铁遗址，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大城南部炼铁遗址，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东北部炼铁遗址约 3-4 万平方米。齐都临淄发现的 6 处炼铁遗址，总面积共有 90 余万平方米， [29] 反映了齐国冶铁业的发达和兴旺。临淄故城还发现有铁制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犁铧、钁、铲、锸、凹形铁口锄等。

河南新郑的冶铁遗址中还发现有鼓风管、炼渣以及铸铁铲、铁刀、铁钁的陶范等遗物。 [30] 登封的铸铁遗址也发现了熔铁炉、鼓风管和铁器等遗物。

东周时期冶铁业的兴起，各种铁农具的使用，对于垦辟荒地、改良土壤和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铁工具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恩格斯曾把铁器时代称为“英雄时代”，也就是说，铁器的产生和使用，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农业产量的提高

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耕作方法的进步，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对战国初年魏国农产量的估计：一亩地普遍可产粟一石半，上熟可产四倍，即六石；中熟三倍，即四石半；下熟一倍，即三石。小饥可收一石，中饥七斗，大饥只收三斗。 [31] 战国一亩约当今三分之一市亩，一石约当今五分之一市石，即二市斗。如果折算起来，现在三分之一市亩的土地，那时候可生产合今三市斗的栗，最好年成可以生产四倍，合今一市石二市斗。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凡受郑国渠水灌溉的土地，每亩可收一钟，一钟是六石四斗，合今三分之一亩的土地，生产粮食合今一市石二市斗八市升。这在 2000 多年前的生产条件下，产量的确是很高的。

三、商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商人非常活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32] 只要能赚到钱，他们不避艰难险阻，到处经商，出现许多富商大贾。

赵国的卓氏、宛地的孔氏皆以铁冶致富。赵国富商吕不韦玩弄权术，帮助秦公子楚，搞政治投机，从而使子楚继承秦国王位，他自己出任相国，攫取秦国的最高政治权力，可见当时商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的白圭。在楚国，鄂君启率领的庞大的商队，每次行商可出动商船 150 艘，或货车 50 辆，或马牛 500 匹，或肩挑背负的脚夫 1000 人。 [33]

由于商业交往的活跃和频繁，“江浦之桔，云梦之柚”，“江南金锡”等，远销北方，北方的器物也运到南方。《楚辞·招魂》载：“秦篝齐缕，郑绵络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楚与各国经济往来非常密切。考古发掘还证明，楚国的帛通过中原远销到今西伯利亚一带。在阿尔泰的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中发现的刺绣丝织物，无论质地、花纹 ( 龙凤纹 ) 风格、丝织工艺 ( 锁绣 ) ，都与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战国楚墓中的龙凤刺绣相同。 [34] 这些丝织物很可能是当年楚国、郑国，或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携往北方出售的。

西周时期，贸易主要还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如裘卫以毛皮、堇章等与矩伯交换田地。战国初期，农学家许行所戴的帽子，所用的炊具、农具都还是“以粟易之。”《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主张“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

我国最早使用的铸币是铜币。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铜币，另外还有金币、银币。铜币可分刀币、布币、圆钱、蚁鼻钱等四种。

刀币，是从工具刀而演变的，主要流通于齐、燕等国。

布币，其形状像耒耜。主要流行于三晋，即韩、赵、魏等国。

圆钱，有孔 ( 方孔或圆孔 ) 。极有可能是仿古代的纺轮发展而来

的，主要流通于秦和东周。

蚁鼻钱，亦称为铜贝，形似背面磨平的贝壳，面有文字，多不可识。如“各六朱称鬼脸钱。这是楚国的钱币。

春秋时期，楚国已开始使用银币。 1974 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了一批楚国的银币，有空首布和实首布两种。实首布又有短、中、长三型。空首布和短首布约在春秋中、晚期出现。中、长实首布可能在战国时期出现。

楚境盛产黄金。《诗·鲁颂·泮水》有所谓“南金。”《管子·轻重甲》曰：“楚有江汉之黄金。”《战国策·楚策三》载：“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这为楚国使用和流通黄金货币提供了物质条件。

楚国的金币在河南扶沟、湖北江陵、安徽等地均有出土。出土的有方形的金板和圆形的金饼，上有“郢爯”、或“陈爯”的字样。

1979 年，湖北江陵雨台山 410 号墓出土一件铜环权 ( 即砝码 ) ，时代在春秋中期。湖南长沙、常德、衡阳等地也多次出土称量“郢金”的天平和成套的铜环权。环权量值以倍递增，从一铢、二铢以至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黄金价值较高，在交换中要求称量准确，天平和砝码都是适应黄金货币在商业上的流通需要而产生的。考古材料中还多见春秋战国楚墓有天平、砝码随葬。从应用到随葬需要一个过程，可见楚使用天平砝码的时间较早。由此也可推知楚国似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始使用金币。 [35]

战国时期，铜币已在民间广泛流行，当时的粟已用货币作价，每石值 30 钱。 [36] 官府征税亦有刀、布之敛。 [37] 刀、布已经是一种贮存财富的手段。 1954 年山西长子县出土一窖战国货币，重 200 多斤。在战国墓中往往能发现几百几千个刀币，说明战国时期货币在生活中已占重要的地位。

四、城市的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大的商业城市。当时，东周王室的都城雒邑和山东定陶都被称为“天下之中”，乃诸侯四通、货物交易的繁华之地。

齐国的都城临淄，据说有 7 万户人家，能征 21 万兵卒。《战国策·齐策一》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踢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些语言虽有纵横游说之士夸张的成分，但也不是虚构。考古发现，当年的临淄城有 11 座城门 ( 《齐记补》记载 13 座 ) ，城内有 10 条交通干道，绝大多数与城门相通。 7 条大道，宽 10 余米至 20 米。可以想见，当年临淄城的规模。 [38]

楚国也出现一些商业贸易城市，如郢、陈、寿春、长沙等。这些城市规模都很大，江陵纪南城现存的战国时期的古老城垣东西长 4.5 公里，南北宽 3.5 公里，城内发现铸造作坊遗址和多处址水井遗迹。这些遗迹的发现说明当时郢都人口非常稠密。桓谭在《新论》中说：“楚之郢都，车毂击，人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史记·货殖列传》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郢都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

楚顷襄王时，秦人攻破郢都。楚东迁到陈，“陈在楚夏之交，通渔盐之货。”是一个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中心。长沙、衡阳曾是楚国集散黄金的市场，长沙一带出土的大量的天平砝码可做旁证。楚失去郢都后，把江北的豪华之气带到江南，长沙亦成了一个大的城市。以后，楚又迁都寿春。“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39] 河北易县的燕下都，是列国都城遗址中较大者，一般认为营建于燕昭王时 ( 公元前 311 年左右 ) 。城东西长 8 公里，南北宽 4 公里。城内北部一线排列着高大的夯土台基遗址，其中以南端的“武阳台”和北端的“老姥台”最大，都是 100 米见方，高 11-12 米。东北、东南和西南，又有一些建筑群，形成燕下都的宫殿区。地下有衔接的陶管下水道，城外有古运粮河和壕沟。宫殿区以西，分布着铸造兵器、钱币的作坊和其他手工业遗址。 [40] 《史记·货殖列传》载：“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粟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燕下都是北方商业交通的枢纽和重镇。

三晋地处“天下之中”，其繁华景象更胜一筹。魏国的大梁，“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 [41] 赵国的邯郸、韩国的阳翟、魏国的大梁，是战国文人学士、纵横家、政治家聚集的地方。土地肥沃，人文会萃，也是当时官员权贵和富商享乐的消费都市。

周的都城洛阳，自周公东征后营建；周平王东迁至此，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和商业的中心。战国时期，周天子地位衰微，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王朝，但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42] 仍是一个人文和经济的中心。

工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建立，促使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从而出现了这些大的都市、都会。城市的形成又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

第三节 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用于战争的武器更加进步，矛、戟、剑等逐渐改为铁制弩机、云梯、钩拒皆是新的武器品种。在兵种方面，战车部队退居次要地位，而步兵、骑兵，成为先进的兵种。战争的方式规模也逐渐升级，如魏惠王包围邯郸达三年之久，赵武灵王以 20 万军队攻打中山，五年才结束战争。一次战争往往投入数十万军队，“旷日持久数岁”， [43] 才结束。

战争的加据，使诸侯各国更加注意边境的防卫。各国都修建了长城。秦的长城筑在今甘肃、东北、宁夏东南、陕北等边地。赵的长城筑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南，向西沿阴山山脉，直到内蒙乌拉山西段。燕的长城西起今河北怀来县，东到今辽宁省辽阳市。

战国时期，战争的特点不再是争霸战争，而是对土地的兼并，以割城灭国为目的。因此，这个时期的战争是兼并战争。

一、魏国独霸中原时期

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吴起推行武卒制，等改革之后，国力迅速增加，开始向外扩张。

魏国强大以后，魏文侯欲伐中山，向北扩张。公元前 408 年，魏文侯命乐羊为将，越赵国而伐中山。公元前 406 年，魏灭中山。但是中山国与魏国的国土不能相连，中间隔着赵国，魏文侯就使太子击守中山，以赵仓唐为傅。 [44] 《说苑·奉使》载：“魏文侯封太子击於中山。三年，…… ( 太子 ) 乃遣仓唐緤北犬奉晨凫献於文侯。……文侯大喜，置酒而称曰：‘夫远贤而近所爱，非社稷之长策也。乃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魏文侯召回太子击，改派少子挚驻守中山。《史记·魏世家》云：“文侯卒，子击立，是为武侯。”，太子击即位为魏武侯。梁惠王二十九年，中山君曾为魏相。《战国策·魏策四》云：“中山恃齐、魏以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中山由于与魏境土不接，但关系密切，故中山恃齐、魏而轻赵，结果赵亡中山。《战国策·魏策四》鲍彪注：认为齐、魏代楚就在这一年，即楚襄公十八年 ( 公元前 290 年 ) ，郭人民先生的《战国策校注系年》，亦同此说。说明中山国因恃魏轻赵，最终为赵所亡。

魏国在灭中山的同时，又向西发展。公元前 409 年攻占秦的河西地。《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曰：“三晋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吴起曾为魏将，以守河西之地。据《吴子·图国》记载：吴起“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魏国团结韩、赵两国，三晋相联，乘齐国内乱以伐齐。三晋在廪丘 ( 今江苏徐州一带 ) 大胜齐国，“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 [45] 把齐军士兵的尸体堆成“二京”，即两个大的尸丘。三晋迅速向外扩张，韩灭郑国，占领了河南中部；赵攻取了卫国的 50 多个城邑，占领了河南大部分地区。三晋败齐军后又南攻楚。魏武侯五年 ( 前 391 年 ) ，三晋大败楚军于大梁、榆关。 [46] 魏国攻占大梁 ( 今河南开封 ) 及其外围襄陵 ( 今河南睢县 ) 。公元前 371 年，魏武侯又攻占楚国鲁阳 ( 今河南鲁山 ) 。魏国占领了河南中部之地，拥有绝对的优势。

另外，田齐之所以名列诸侯，也是靠魏国的帮助。魏文侯、魏武侯事实上成为诸侯的霸主。不过，魏所领导的这些国家 ( 韩、赵、齐等 ) ，已与春秋小国不同，魏不能取得贡纳聘享的利益。所以，《吕氏春秋·举难》说：“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霸。”

魏惠王为了便于统治东方，维护和巩固自己的霸业，于公元前 362 年 ( 一说前 365 或前 353 年 ) 迁都大梁 ( 今河南开封 ) 。 [47] 故魏惠王又称梁惠王。这个时期，齐、秦虽渐次兴起，但还不足与魏国抗衡。如《战国策·齐策五》载：“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

魏文侯在位 50 年，武侯在位 26 年，魏惠王承祖父之业。在战国初期的 60 年内，魏是最强大的诸侯国。当时西边的秦，东边的齐，南边的韩、楚，皆受魏之攻击。公元前 353 年，魏攻破了赵之邯郸，并连续占领两年，目的是想统一三晋，作霸主，继承齐桓、晋文的事业。《史记·魏世家》《索隐》云：魏惠王十四年 ( 公元前 356 年 ) ，“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

魏惠王二十六年 ( 前 344 年 ) ，魏惠王召集 12 国诸侯在大梁北边的逢泽会盟。《战国策·秦策五》曰：“梁王伐楚胜齐，制韩赵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史记·秦本纪》曰：秦孝公十八年 ( 即魏惠王二十六年 ) ，“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史记·赵世家》载：“肃侯四年，朝天子。”

逢泽大会是魏国霸业发展的顶点。魏惠王打着“朝天子”、“尊王”的招牌召集诸侯盟会，实际是以霸主自居。

二、齐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

魏国自魏惠王开始，三晋关系破裂，力量大大分散。《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即位的次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 [48] 三晋关系由团结一致到相互攻伐，大大削弱魏国。

魏国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人才的摒弃。魏文侯选贤任能，使魏国出现了独霸中原的强盛局面。魏文侯死后，自魏武侯就开始了对贤能之士的排斥。此时魏国相继走了吴起、商鞅、孙膑等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到了其他诸侯国后，成为魏国强大的对手。

《孟子·梁惠王上》云：“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於齐，长子死焉；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 ”从这段文字记载来看，魏惠王连连败于齐、秦、楚等强国，但他并不知道原因何在。其实，魏国摒弃人才的政策，当是魏国衰落的重要原因。

魏国迁都大梁以后，地处中原，无险可守，魏国遂成为天下之兵的攻击目标。而此时，齐国经过齐威王的改革发展壮大，开始成为魏国的强敌。

魏齐争霸战争实际上在魏惠王的逢泽之会以前就开始了。公元前 354 年，赵国为了扩张，占领了卫国的刚平之邑，卫臣服于魏。次年，魏号令诸侯以伐赵国，攻破邯鄣。赵国在国都被占领的情况下，向齐国求救。齐国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以救赵国。孙膑是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对兵法有极深的研究。孙膑采取了“围魏救赵”之策。即齐军以兵攻魏之襄陵，魏

军虽然攻破邯郸，但却不得不紧急收兵保卫魏国，以击齐兵。魏、齐二国军队在桂陵 ( 今河南长垣县西南 ) 相遇。魏国从邯郸至桂陵已行军几百里，长途跋涉使魏军士兵疲备不堪。齐军则早已至此，以逸待劳。两国交兵，齐国一举打败魏军，重创魏军。

桂陵之役魏国虽然被齐打败，但仍有一定实力，于是魏惠王召集逢泽之会，韩国竟然没有参加此会，这是魏国所不能容忍的。《战国策·韩策三》云：“魏王为九里之盟，且复天子。房喜谓韩王曰：‘勿听之也，大国恶有天子，而小国利之。王与大国勿听，魏安能与小国立之。'”“九里”，鲍彪注曰：“九重 ( 当作里 ) ，谓王城，欲城之，先盟其众。”缪文远先生《战国策考辩》认为“魏王为九里之盟”，与魏王的“逢泽之会”当为同一事件，在周显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 344 年。由于韩不参加会盟，因此，魏惠王在逢泽会后大举攻韩。《水经·渠水注》引《纪年》：“穰苴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

韩国战败以后向齐求救。“南梁之难，韩氏请救于齐。” [49] 齐威王命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率军攻魏救韩。魏惠王也派将军庞涓和太子申率领 10 万大军迎战。庞涓素来骄傲自大，孙膑利用庞涓这一弱点，令齐军佯做逃遁，采取“减灶”的策略，引诱魏军深入。孙膑则在马陵 ( 山东荷泽一带 ) 的险要地带设下埋伏，全歼魏军，庞涓自杀，孙膑从此显名天下。魏国元气大伤，独霸中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而齐国通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以大国的姿态登上战国的政治舞台。

三、秦国的崛起

春秋时期的殽之战后，秦在强大的晋国的打击下，不能东向，转而向西发展，独霸西戎。

三家分晋之后，强大的魏国又进一步攻取秦国最肥沃险要的河西地，使秦处于更不利的地位。秦孝公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50] 魏国的强大不仅限制了秦国的发展，而且严重地损害了秦国的利益。如商鞅所说：“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 ? 魏居邻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51] 秦、魏之间的斗争，水火不能相容。

当魏国全力与东方的齐、赵等国斗争的时候，日益强盛的秦国当然不会放弃侵袭魏国的机会。商鞅将兵以伐魏，魏派公子卬以迎敌。两军对垒，商鞅派使者对公子欢说：“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 [52] 魏公子卬信之，前去与商鞅会盟，商鞅暗伏甲士以虏公子卬，遂破魏军。

秦还攻陷了魏的河西重镇少梁 ( 今陕西韩城县 ) ，又渡河攻陷魏旧都安邑，严重地打击了魏的西部地区。《史记·商君列传》云：“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魏国在秦国的打击下，被迫迁都大梁。从此在与秦国的斗争中，处于被动状态。商鞅也因此封于商 ( 今陕西商县东 ) 。但此时，秦国的力量还不足与魏抗衡，只是利用魏在东方与齐、赵战争之机，对魏袭击。而当魏稍得喘息，认真对付秦时，秦国立即讲和，认为“以一秦抵大魏恐不如”，并即派公子少官参加魏惠王主持的逢泽之会。

秦孝公死后，惠文君即位。惠文君立后，车裂商鞅，以泄私愤。商君虽死，但其法仍施行于秦。公元前 330 年，秦公子邛在雕阳 ( 今陕西 鹿阝 县 ) 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龙贾，斩首 8 万，迫使魏国献出河西地。次年，秦军又渡过黄河攻占了魏国的皮氏 ( 今山西河津西 ) 、汾阴 ( 今山西荣河北 ) 、焦 ( 今河南陕县南 ) 和曲沃等地。秦惠文君与魏惠王相会于应 ( 今河南鲁山 ) 。魏慑于秦的压力，于公元前 328 年纳上郡 ( 今陕西绥德一带 )15 县于秦。至此，秦终于打败魏国，扫清障碍，向东发展。

四、合纵连横格局的出现与五国伐秦的失败

秦惠文君十年 ( 前 328 年 ) ，魏人张仪来到秦国，被任为秦相。公元前 325 年，秦惠文君称王 ( 是为秦惠王 ) ，并于公元前 324 年改元称元年。这时秦国国力昌盛，有“并吞八荒”之心，张仪入秦，奔走呼号，大倡连横之说，拆散东方诸国联盟，游说各国事秦，声称这样才能免受秦国的威逼征伐，以求安宁。张仪是自商鞅以后，对秦国的发展扩张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

合纵、连横的政治活动是并行的。魏人公孙衍，号犀首，乃是合纵的倡导者。合纵，即号召山东六国联合，以抵抗秦国的蚕食和吞并。

合纵、连横的轴心之国是魏国，魏国都于大梁，地处各国之间，交通便利，是各国攻伐征战的必经之地。魏只有依靠与诸国合纵才能生存，而秦只有拉住魏国，建立连横，才能抽去合纵的核心而拆散合纵，所以魏国始终是合纵、连横的焦点。 [53]

张仪来到魏国，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境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韩、楚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最初，对张仪的游说，魏襄王不肯听，认为“秦岂能有爱于我哉 ? 兵不来除道，何为以说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迷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无忧哉 ? ” [54] 张仪见此，暗暗使人到秦国，让秦攻魏，魏国大败。于是魏国“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效河外。”魏献上郡 15 县于秦。魏、秦连横，张仪相魏。张仪相魏，实利秦国，欲一摇而动天下，使各国仿效魏国与秦连合。

与此同时，公孙衍、陈轸等主张合纵的政治活动家也积极地策划于密室，奔走于廊庙，大倡合纵，以制张仪抗强秦。他们代表各国的利益，纷纷登场，往来于六国之间，游说各国国君合力以抗秦。他们陈明观点，晓以利害，使这些国君知道只有联合抗秦，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得以生存。合纵与连横，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秦国逐渐发展强大后，对山东六国构成威胁。在公孙衍、陈轸等人的奔走组织下，齐、楚、韩、赵、魏五国联合起来，以伐秦自保。

“五国攻秦”之役，由于与秦作战的只有韩、赵、魏三国，所以当三晋联军打到函谷时，秦出击，三晋战秦不胜退回。次年，秦庶长樗里疾与三晋联军战于修鱼 ( 今河南原阳 ) ，秦大败三晋联军，消灭 8 万多人。

第一次五国合纵伐秦，由魏国发起。楚怀王虽为五国合纵伐秦的纵长，但在攻秦战役中并不卖力，合纵攻秦的五国心又不齐，各怀私心，所以这次五国伐秦之役以失败告终。

五、楚国由盛而衰

“五国伐秦”之役以后，秦国对韩、魏加紧进攻。公元前 313 年，秦在雕阴击败魏将龙贾的四万五千士卒，魏的河西地尽入于秦。次年，秦又攻取了魏之汾阴、皮氏和焦。魏的上郡 ( 丹、鹿阝延、绥等州北至固阳 ) 尽入于秦。同年，秦又与韩发生了岸门 ( 今河南许昌西北 ) 之战，大败韩国，迫使韩国向秦屈服，秦、韩、魏结成暂时的联盟。

“五国伐秦”之役中，齐、楚并未积极参战，在韩、魏被迫向秦靠拢时，齐、楚也相应地结成了联盟。

秦国在逐渐强大之时，开始有并吞天下之心。特别是当秦攻灭了巴蜀之后，认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秦认为必须拆散齐楚联盟，方能打击、削弱楚国。为了离间齐、楚关系，秦派张仪前往楚国。秦假意要把侵占的楚的商於之地六百里归还于楚国，其条件是楚必须闭关绝齐。商於之地是秦、楚之间的军事要冲之地，楚怀王听说无举兵之劳而复得商於之地，非常高兴，马上派人到齐去宣布绝交，另外派使者到秦接受土地。

楚使者跟随张仪到达秦国后，张仪佯装从车上跌下来受伤，称病三月不出，楚使者不能得到土地。这时，楚国仍然没有意识到已受秦国的欺骗。楚怀王道：“以吾绝齐为尚薄邪 ? ”乃派一勇士宋遣前往齐国以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彻底与楚绝交，并与秦结成盟国。

当秦得悉这一情况后，张仪才出见楚使者。秦国毁约赖地，对楚使者说：“子何不受地，

从某至某，广袤六里。” [55] 楚使者将此消息归报楚王。楚怀王才知受骗，但与齐绝交，且辱齐王，绝之甚深，楚悔之已晚。楚怀王大怒，在毫无准备、又无外援的情况下，对秦发动进攻。在丹阳 ( 今汉中地区 ) ，秦人大败楚军，斩甲士 8 万，生俘了楚大将屈�—！Ⅰ越�军逢侯丑，楚“通侯、执圭死者七十余人。”楚怀王又尽发全国之兵袭秦，战于蓝田 ( 今陕西蓝田县境 ) ，又大败。秦国完全占领了南郑、汉中地区。

接二连三的疆场惨败，使楚国闻风丧胆。公元前 299 年，秦昭王在连破楚军后，又投书楚怀王，要与其会于武关 ( 今陕西西安东南 ) ，以结盟好。楚怀王见秦王书，犹豫不决，前去，恐见欺；不去，又恐秦怒。大臣昭睢说：“王勿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大臣屈原也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勿行。”只有楚怀王的一个庶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欢。”於是，楚怀王怀着恐惧的心理前往武关会秦王。 [56]

秦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冒充秦昭王，待楚怀王一到，则闭武关，劫持楚怀王西至秦都咸阳。秦昭王态度傲慢，对待楚怀王如同藩臣，威胁他割巫、黔中二郡与秦。楚怀王想先结盟，秦则要胁他先割地后结盟。楚怀王大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遂坚决拒绝秦国。秦国也因此扣留了楚怀王。

楚国无主，国内不安。公元前 298 年，楚将昭睢赴齐接太子横。齐湣王与其相乘机要胁楚国，如接太子，需割送楚的下东国 ( 今淮北一带 ) 与齐国。昭睢答应了齐国的条件，迎回太子横，立为王，是为楚顷襄王。

秦得地不成，而郢都又立新王，使秦的企望破灭。秦昭王大怒，即刻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 5 万，攻取楚国的析 ( 今河南内乡西南 ) 等 15 城，秦国逼近了南阳盆地，这是一个直通楚郢都的要塞地区，楚国一片恐慌。

次年，楚怀王从秦逃出。秦立即派兵封闭通往楚的各条道路。怀王从山路绕道赵国，赵不敢收纳。怀王又想往魏国，被秦兵捉回秦国。楚怀王悲愤交加，遂发病，客死于秦。

公元前 280 年，秦将白起攻取了楚国的鄢邓二城，公元前 278 年，白起又攻取了安陆（今湖北安陆县），继而攻破了楚国的郢都（今湖北荆州）。秦以郢为中心，建立南郡。

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散，遂不复战。楚国贵族除一小部分通过水路退居江南长沙等地外，大部分贵族随楚顷襄王仓皇逃往陈城 ( 今河南淮阳 ) ，迁都于陈，故陈城又称郢陈。

这一次战争，楚国失去国都以及江汉流域的故地领土。楚国的上国之兵及保卫国都的王室主力被击溃，楚遭到沉重地致命打击。从此，楚国的盛世成为历史，楚国开始走上衰败灭亡的道路。

六、燕国破齐

当秦把楚当做进攻的重点时，而把齐当做拉拢的对象，采取与齐连横的政策。因当时诸侯国君皆称王，因此王号就不那么尊贵了。公元前 288 年，秦与齐相约称帝。秦昭王在宜阳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后来，在诸侯国的激烈反对之下，秦、齐又被迫放弃帝号，说明秦尚未有压倒诸国的力量，称帝条件还没有成熟。

燕国在发生“禅位子之”事件而内乱时，齐国乘机袭破燕国，劫掠了燕国宝物重器和城池，使燕臣事于齐。燕昭王即位后，思欲报仇。他一方面招纳贤士，任用乐毅、剧辛等，另外又派出苏秦到齐国去做反间，游说齐国攻宋，而放弃对燕国的注意，即“代燕不如代宋之利。”

恰逢宋国的末代国君偃荒淫暴虐，“淫于酒，夫人、群臣谏者辄射之，於是诸侯皆曰桀宋。” [57] 公元前 286 年，齐湣王与楚、魏伐宋。腐朽而虚弱的宋国不堪一击，宋王偃出逃，死于温。齐、楚、魏三分宋地，齐国得到的最多，占有宋的大部分领土，齐国势力大大增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温。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齐似乎有吞并天下之志，诸侯各国都感到威胁，天下共同攻齐的形势出现了。

公元前 284 年，秦、魏、韩、赵、燕五国伐齐。燕国经过 28 年的准备，民殷国富，士卒勇战。五国攻齐之时，燕乐毅率兵参战，并成为战争的重要指挥者。齐军很快被击溃，各国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秦得定陶，魏占故宋，赵取济西，楚国也得到了淮北之故地。各国相继罢兵，而燕国遣返了诸国军队，率师长驱进入齐国都临淄，尽取齐国之重宝，焚烧齐之宫室宗庙。《战国策·燕策二》云：燕国的“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於元英，故鼎反於历室，齐器设於宁召。蓟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元英、历室，燕宫殿名。半年之间，燕攻下齐国 70 多座城市，除聊、莒、即墨外，齐城皆属燕国。齐国遭到了毁灭性地打击。

六年之后，齐国在将军田单的率领下，进行反攻，一举赶走燕国军队，恢复了齐国。齐虽复国，但复国后的齐元气大伤，永远失去了强国的地位。

七、秦与韩魏的伊阙之战

秦昭王时期，魏国贤士范睢在魏受到迫害，几至於死，逃到秦国以见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范睢说秦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

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於韩乎 ? 王不如收韩。”又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因举兵而伐之。” [58] 秦昭王任范睢为相，开始进攻韩、魏。

公元前 294 年，秦昭王首先派将军向寿伐韩，攻取了韩的武始《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在河北邯郸县西南 ) ；派左更白起攻新城 ( 今河南伊川西南 ) 。在此时，魏亦感到恐慌，于是派军队与韩一起守卫伊阙 ( 今洛阳市南 90 里，即龙门 ) 。公元前 293 年，秦将白起与韩、魏大战于伊阙，斩韩、魏士卒 24 万。韩、魏惨败。秦俘获了魏将公孙喜，并攻获魏国五座城池。

伊阙之战，秦斩杀了 20 多万韩、魏的精壮之士，韩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史记·魏世家》云：“ ( 魏昭王 ) 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六年，予秦河东方四百里。芒卯以诈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新垣，曲阳，皆在今河南济源县一带。伊阙战后，魏国把河东四百里割给秦。秦在战国初年曾得到河西地，而至此又得到了河东，而且还攻拔魏国的众多城池。从此，魏国开始“以地事秦”，即对秦国割让土地以求苟安的政策。秦攻拔了魏国的怀、郪丘。继而“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以继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 [59] 魏国灭亡之势已成。

伊阙之战，韩国同样遭受惨重的打击。《史记·韩世家》云：“釐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五年，秦拔我宛。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以后，秦攻战韩的城皋、荥阳、上党郡。韩国已沦入秦的掌握之中。

伊阙之战，韩、魏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在秦国的猛烈进攻之下，韩、魏毫无还手之力。大量城池被秦攻占，韩、魏只好割地求和以苟延残喘。

八、秦、赵长平之战

赵惠文王时 ( 公元前 298 年～前 266 年 ) ，赵任用乐毅为相，蔺相如为上卿，廉颇、赵奢为上将，君臣和睦。其士卒又经过胡服骑射的训练，成为当时诸侯各国中最先进的军队，可谓兵强马壮，成为秦国兼并过程中最强的敌手。赵“尝抑强秦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 [60] 公元前 270 年，赵在阏与 ( 今山西和顺 ) 大败秦军，大大挫伤了秦国的锋芒。秦国意识到，如果想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必须击败赵国。

公元前 262 年，秦攻取了韩的野王 ( 今河南沁阳 ) ，把韩的的上党郡与韩国本土隔绝开来。韩国恐惧，割上党郡向秦求和。上党郡守不愿降秦，反把上党 17 县献与赵国。

秦国因上党郡守不降秦而降赵，大怒，派白起、王齕进攻赵国。赵派廉颇迎敌。秦、赵双方在长平 ( 今山西高平西北 ) 展开了自战国以来空前的大战。廉颇是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家。秦、赵在长平相持三年，秦军终不敢前进。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撤回了廉颇，派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为将。赵括一反廉颇的军事布置，更换军吏，对秦军全面出击。秦将白起佯装败走，然后纵奇兵，绝粮道，两路夹击赵军，赵军被围，绝食四十多天。赵军数次出击，均不能突出重围。赵括亲自作战，被射死。公元前 260 年，赵军 40 多万士卒败降于秦。由于赵军曾经受过胡服骑射的训练，多为英勇善战之士，白起害怕赵卒复为赵国所用，于是灭绝人性地将 40 万赵卒活埋。赵国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其国力大大地削弱了。

长平之战，秦国的损失也是惨重的，“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 [61] 而秦王却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于公元前 259 年，又兵围赵都邯郸。赵国经长平之战，赵人之死者不得救，伤者不能疗，涕泗相哀。秦坑赵卒 40 万，赵人对秦国再也不存任何幻想。当秦军攻伐邯郸之际，赵国人民作了英勇的抵抗。与此同时，魏国信陵君无忌窃兵符以救赵国，楚国春申君黄歇也派将军景阳率大军救赵。在赵军、魏军、楚军的夹击下，秦军大败。秦将郑安平以 2 万人降赵，这是秦自阏与之战后的又一次大败。

邯郸之役的胜利，使战国晚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战役把各国又联系在一起，使秦国暂时放松了对东方的进攻，减轻了山东六国的压力。但山东六国并没有乘强秦的暂时失利而休养生息，励精图强，而是又隐入互相争战之中。楚向北灭鲁，魏乘机灭卫，燕国认为“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于是起二军，车二千乘以伐赵。“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赵又起用廉颇为将，破杀燕军，虏燕将军乐间、卿秦。 [62]

秦、赵战争，使兼并战争后期唯一能够对秦起抑制作用的赵国被削弱，再也无力与秦抗衡。